“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美国新媒体健康传播的话语分析--以MedlinePlus网站为例

美国MedlinePlus网站在新媒体健康传播方面做得比较有特色。本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分析发现，其话语主体兼具健康专业的素养和公益立场、其话语文本内容资源丰富且使用便捷、其话语沟通过程凸显互联网思维特质，而这些优势与其独特的话语语境密切相关。这些成功经验对于中国新媒体健康传播具有借鉴意义。     

公立学校还是非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就读学校性质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2013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调查"和个案访谈资料,探讨流动儿童就读学校性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就读公立学校的比例为88.13%,低于户籍儿童的94.86%和留守儿童的94.71%。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流动儿童就读公立学校的概率不及后两类儿童的50%。这透视出,制度因素(主要指户籍地点)会影响流动儿童的就读学校性质,即通过户籍儿童优先的政策,办理名目繁多的证件降低其就读公立学校的概率。家庭资本也会影响流动儿童的就读学校性质。通常,文化资本多的家庭更会争取让孩子进入教学质量较高的公立学校就读,社会资本多的家庭通过关系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制度排斥的程度,因此二者可显著提升流动儿童就读公立学校的概率。受家庭生育子女数量少及义务教育免费性的影响,兄弟姐妹数量对家庭资源的稀释程度极弱,故其对就读学校性质的影响不显著。     

从陈宝琛文坛交游看其文学创作

末代帝师陈宝琛是"同光体"著名诗人,一生交游广泛,交游对象集中在政坛和文坛,文坛主要交游对象有谢章铤、陈衍、郑孝胥、何振岱、林纾等人.文坛交游对其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谢章铤在诗词方面对其有所启蒙,陈衍诗论指导其诗作日渐成熟,与郑孝胥切磋诗艺促使其诗越发精密,具有了一定影响力,最终在光宣诗坛占有一席之地.     

幸福指数的提升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要关注经济硬指标,更要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幸福指数"是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重要指标,关注幸福指数是科学发展观的充分体现。要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就必须坚持社会公正,将“幸福指数”变为现实,同时还须避免对幸福指数的错误倾向。     

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实践

各文明体系中社会要素的生长积累具有同步性,但社会要素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联系社会要素和社会形态的中介环节,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各种社会要素才能被汇集为一种"力",从而推动社会形态的演进.中国明代在社会要素的积累方面与西方相近,却没有像西方那样转入近现代社会,这一现象只能从社会形式即关系结构中得到解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而真正迈入现代化进程.     

斡旋受贿犯罪立法的反思与重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我国《刑法》规定的斡旋受贿犯罪是受贿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刑法学界对于斡旋受贿犯罪的独立性及其构成要件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斡旋受贿犯罪立法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应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影响力交易罪的规定,对我国斡旋受贿犯罪立法进行重新审视,并对之加以重构。     

朱熹论韩愈之文学理念及其创作

韩愈认为文和道是同等重要而又彼此独立的，各有其不可替代之价值。朱熹从理学出发，以文道一元说取代了韩愈的文道二元说，认为文与道不可割裂，且文从属于道。在对韩文的评论中，朱熹深入阐发了其风格高、变、正、阔、雄的特点，但仍对其重文辞而不悟于道表示惋惜。     

行帮与清代景德镇城市社会

清代景德镇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史,不仅是经济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行帮组织整合与城市社会秩序形成过程的历史。在清代景德镇社会中,行帮组织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绝大部分公共事务都被行帮组织控制,而且官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亦多借助行帮力量。行帮组织构成了景德镇的城市经济组织和社会控制的特征,制约了城市变迁的方向和轨道。行帮全面控制景德镇瓷业经济发展的时候,既是景德镇瓷业经济的繁盛时期,也是景德镇传统瓷业经济注定要走向衰落之时。